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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名好医生是我一生的追求

原耳鼻咽喉科主任 刘学仁

来源:        作者:       编辑:       时间:2018/04/10 16:50:25       浏览次数:次

自1959年9月考到山西学院儿科系六班后,我便开始了长达52年的医疗生涯。大半辈子的岁月仿佛就在弹指一挥间过去了。但这些年经历的点点滴滴仍然深深的印刻在我的脑海。52年岁月,我在国内待过,也在国外待过,医治过的病人成百上千,作为老师也算桃李满园。我从不后悔投身于医疗事业,并且为自己为医疗事业贡献的微薄力量感到自豪。

漫长的学医之路

1959年我参加了高考。从新景一中考到山西学院儿科系六班。开始了我的学医路。从最基础的理论开始学习,一直到1962年,我到医学院二部开始学习临床课。宿舍是现在的红楼,当时还很崭新的楼房,现在已经残缺不堪了。后来因为经费要支持新增的系别发展,我们儿科班就不再是一个系,而是归属于医疗系了。毕业之后,每一个同学都很茫然,因为在当时的年代,学生是没有资格谈理想的,国家需要人来发展建设,哪里需要你,你就要到哪里去支援。最后,组织给我的安排是留校。就这样,我在山西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留了下来。

除了学校变得冷冷清清,空空荡荡让我有些孤单之外。我觉得这个结果很好,我不用像别的同学一样搭着火车去别的城市,还可以和家人待在一起。留校后我的主要工作是从事临床教学与科研工作。在各上级医师与教师的培育指导之下,我为自己的医学理论技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这个时候我担任的是耳鼻咽喉科的教师与医师。但我并不是因此就安静的待在了医院做着普通的工作。在之后参与的四清工作与援助喀麦隆活动中,我学习到了Vwin德赢,Vwin德赢官网。那时,我才领悟到,作为一个医生,你不应该局限于自己擅长的某一个专业,而是应该多多的增长见识,触类旁通,增益自己。

我用了5年的专业知识学习成长为一个医师;用了13年成长为一个主治医师;用了29年成长为副主任医师,到了第30个年头,才成为主任医师,但是,这些都只是虚名。我深知,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医生,我必须要用一生的时间去努力。

参加那年的“四清”工作

在1964年8月,我参加了四清运动。现在的年轻人可能都不是很了解这是个什么东西了。四清运动是在1963年至1966年发生的,是中共中央在全国城乡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数百万干部下乡下厂,开展革命。在农村运动的内容体现为“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和清财物”,在城市,则表现为“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反贪污行贿,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反分散主义”。我也正是百万人中的一个。

我去的是一个大村,有窑洞有瓦房,条件也还算过得去。工作内容其实很简单,说白了,就是走一个形式与过场。我们和农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过着和他们一样的生活,体会劳动人民的辛苦。平日里跑跑腿,写写材料,还帮忙保管文件。我自己觉得这样体验生活也挺有意义的,但当时我有一个爱辩理的、没有去参加“四清”运动的同学就不这样认为了。他对我说,你是内科大夫,老在那呆着,不研究医学,像什么样子。我说我知道,但人得有组织纪律性,国家给我指派的任务,我是必须完成的。当时,内科其他人也写信让我回去,但我还是依然坚持着做着我的“四清”工作。因为,我不觉得这个工作与医学无关就不值得做了,我认为,每一项工作对我来说都是需要认真对待的,每一种人生体验都是让自己经受历练的好机会。因此,直到第二年8月我才结束了那样的生活,返回医院。

加入中国援喀麦隆医疗团队

1975年,我加入了中国援助喀麦隆的医疗团队。有意思的是,我并不是以我的专业,耳鼻喉科医生加入这个团队的,而是以眼科大夫的身份。原因是,当时先过去的一拨人里,有医生认为五官科与耳鼻喉科看的东西大概是一样的。当地已经有了足够的五官科大夫了,那么我就作为眼科医生过去好了。于是,我就这样一头雾水地收执眼科主治医师技术人员的护照上了飞机。

我们医疗队共有11个人。其中一个队长,一个医师,看内科的两个,妇产科的两个,放射科、普外科、化验科、药房、还有眼科的各一个,外加一个翻译和一个厨师。喀麦隆当时是法国的殖民地,语言是法语。在出国之前,我们除了进行“四清”教育外,也学习了法语。当地的经济十分落后,所以我们医疗队的住宿条件也不好。四五个人一间房,有一个空调,但不来劲,特别热。没有电视,收音机全队就一个。晚上七点钟的时候播新闻,大家就围坐在院子里听新闻,听几条觉得没意思就回去睡觉。什么娱乐活动也没有。往回走的时候,院子里蚊子很多,我们就摘一个树叶子,边走边打。

当时的外交制度很严格,所以我们的纪律也是很严明的。一个人不能单独行动,要实行二人同行制。如果是女同志外出,就得三人同行了。因为这个制度,当时也发生了很多趣事。比如晚上突然有患者要生孩了子,需要帮忙。因为妇产科医生都是女同志,所以必须要两个男同志同行,才可以帮忙。于是,到了患者家里,妇产科医生在里面接生,我们男同志就只好待在院子里喂蚊子了。

当地的医疗水平非常落后。我们呆的医院也就只有二十几个人,除了院长是医学专业本科毕业的之外,其他人都只是助手,中专毕业。当地一年医学院只毕业30多个学生。因为是法国的殖民地,所以法国每年会给他们一点不太值钱的药,都掌握在院长手里,想给谁就给谁。导致的结果就是,底层的人根本没有办法拿到好的药。我们去了以后才改善了这个局面,因为我们看病拿药都不要钱,也不分贫富。你需要药,无论多贵,我们都会给你。当地是北方草原,还有些沙漠。一年有十个月都不下雨,非常干旱,非常热。皮肤病,传染病,眼科病,性病很多。由于受到医疗水平的限制,很多手术当地医院都不能完成,就连剖腹产也是我们的团队替他们做。

我们团队的每一个成员都知道,我们代表的就是国家,如果我们能把这个援助活动做好,两国的友谊也会更上一层楼。所以,在我们在给病人看病的时候总是万分的细心与认真,从未发生过任何医疗纠纷。另一方面,没有纠纷,也许与当地人的宗教信仰有关吧。当地人都是穆斯林,他们对亲人的死亡看的很开,不会觉得自己的亲人在医院去世是医院的责任,反而会觉得亲人是去了没有痛苦的天堂。而每当这时,院长都会去好好的安抚家属,因此,每一位家属的心境都是很平和的。

在喀麦隆支援的这段时间,我真的成为了一名眼科大夫。虽然我在国内不是学习眼科的。但是,在喀麦隆我们搞一条龙服务。我经常这个科室转转,那个科室转转,看着眼科医生做手术。因为当时眼科也没有老师可以教我,所以我一切都靠自己。通过和同事们交流,学习,慢慢的就上手了。我记得当时有一个病人,眼睫毛往角膜里长,整个角膜都浑浊了,我们判定这不是白内障,是沙眼。治疗方法是通过手术把眼睫毛反出来,让它往外长。可是,究竟怎么办呢?我们想了想办法,最后决定给他割个双眼皮,这样眼睛就会提起来了,眼睫毛就往外长了。其实这个手术,他们自己当地的医生也是可以做的,但是没人愿意为这个风险负责。而我们不怕,作为医生,为了病人的康复承担一点风险又算什么呢?后来,我们为患者成功手术,患者非常感激。热带地区白内障患者很多,许多人四十来岁就患白内障,几乎失明了。在这两年时间里,单白内障手术我就做了不下一百例。回到国内之后,我反而觉得有些遗憾,因为国内医生多,病人少,真正站在手术台上主刀的机会也很少,因此很难锻炼到自己。

我愿为医疗事业奉献一生

两年之后,我回到了祖国。那时候是1978年,一年之后,我就成为了主治医师、讲师。这之后,我就很少再往外跑,总算可以好好的陪陪我的家人。在我这半辈子的医疗生涯里,面对每一个病人,我都问心无愧,但是,对每一个家人我都是歉疚的。在接到援喀麦隆任务的时候,我的家属才刚到太原不久,我才刚把她们安顿好。我的三个孩子,一个上幼儿园,一个初中,一个高中,家中正是需要照顾的时候,我却把所有担子都交到了我妻子的身上。我不仅没有尽到一个父亲的责任,更没有承担家里的经济,因为当时我的工资一月只有45块钱,根本不能往家里寄。我的父母远在农村,我在非洲无法把信件寄给他们,三年时间没有与他们联系,让他们为我挂念担心。此间,父亲罹患癌症,作为父亲唯一的孩子,我却未尽孝道,在我从非洲回来后一年,父亲就与世长辞了。

我对儿女的关心也不够,常常下乡参加巡回医疗,或加班加点,几乎没有能为他们辅导功课或开家长会。我的女儿对我似乎是有埋怨的。因为她参加高考的那一年,高考刚刚恢复,很多制度都并不明朗,参加高考说白了是不知道未来的。她想,若是当时我在她的身边,起码可以为她跑跑腿,陪陪她,在报志愿的时候出出主意。但是很遗憾,我什么也没有为她做。最后她参加了高考,成绩很优异,可以去北大。但受到了我学医的影响,去了北京医学院,现在已经是美国康奈尔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精神科的一名资深医生了。我知道当一个医生有多辛苦和不容易,所以我为她感到骄傲。

回顾我的医疗生涯,也算取得了一些成绩。我在1983至1984年赴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肿瘤医院研修头颈肿瘤外科后,就回院开展了肿瘤外科工作,也很荣幸地多次被评为医院先进工作者。1985年以来任耳鼻喉科科主任,因为大家的努力多次被评选为先进科室。我在省内率先开展了颈阔肌皮辩吼成形临床应用、全喉切除发声重建气管声门再造术。推进了喉癌手术治疗的效果,被省内多家新闻单位报道。致力于喉癌早期诊断及病理超微结构研究工作,对喉癌功能保全性手术,喉癌联合根治术,全喉切除,气食管声裂建造术,电视动态喉镜监测技术,喉癌免疫诊断都有一定成果,获山西省科技进步奖2项,全国优秀论文证书一份。在各类专业杂志发表论文30余篇,收录至《中国当代佳药名人》。业余,我还钻研中医药学理论,并结合临床经验,经过反复试验,研制出了“舒肝利咽丸”和“地黄通耳丸”两种中成药,交由我院中药制剂室生产,应用于临床效果良好,并获得了专利。

这52年来,我没有一刻停止过对医疗专业的学习与研究,我感激所有给过我帮助的老师与同道,也感谢默默支持我的家人,和我自己不曾放弃的从医信念。我于1999年退休,虽然年龄大了,但我的工作的热情没有一丝一毫的熄弱,所以在退休之后我仍然坚持工作。到了2011年,从不曾生过什么大病的我,因病再也无法工作了,因此,只好结束了我的医疗生涯。所幸我也算桃李满园,今后我的学生们将代替我,继续为医疗事业的长足进步而努力奋斗,我想我也应该满足,这便是我为医疗事业奋斗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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