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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宁夏频道

时间:2018-12-06 22:39 点击:
王正伟专著《回族民俗学概论》荣获第二届北方十八省民间文学专著一等奖;第十届十五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图书奖;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五届文学艺术作品一等奖。经王正伟同志授权,新华网宁夏频道根据其专著《回族民俗学概论》,隆重推出回族民俗专栏,全面介绍

  王正伟专著《回族民俗学概论》荣获第二届北方十八省民间文学专著一等奖;第十届十五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图书奖;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五届文学艺术作品一等奖。经王正伟同志授权,新华网宁夏频道根据其专著《回族民俗学概论》,隆重推出"回族民俗"专栏,全面介绍回族习俗礼仪。

                  

  世界上所有的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习俗礼仪,以反映其长期形成的传统文化与道德规范。要了解某个民族的习俗礼仪,就必须深入调查和研究其源流之来龙去脉,多方位、多层次地全面探索,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因此,在学术领域,有关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便派生出“民俗学”这样一个独立的、专门的学科,成为解答民俗之谜的钥匙。
  民俗学,英语称为Folklore,最初是由英国学者汤姆斯(1803一1885)在1846年提出来的,当时只限于民间口头文学的研究。过了31年,即1877年,英国民俗学会成立,似乎才发展为一门学科。未几,逐渐传入德、法等国,研究范围相继扩大。在西方,其范围有狭义与广义两种内涵。狭义的民俗学,实际上只是民间文学,主要研究神话传说、民间故事、谜语谚语、民歌民谣、巫符咒语等;广义的民俗学,于此之外还扩及衣食住行诸方面,如广泛涉猎民间流传的饮食、服饰、住宅、用具、工艺技术、社团组织、行为规范、道德标准、岁时风俗、婚丧嫁娶、祭祀礼仪、传统节庆、宗教信仰、音乐舞蹈、娱乐游戏等等。西方学者,一般说来,将民俗学视为文化人类学的一个分支,认为是研究文明民族传统文化的学科,而与研究不发达民族传统文化之民族学相对立,显然是一种不足取的偏见。
  在我国,民俗学的研究约始于 1919年“五四”前后,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刚开始,是从民谣起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发起成立“歌谣征集处”,1918年5月20日起,在《北大日刊》开辟“歌谣选”专栏,由刘半农编选、考订,共刊出148则。1920年12月19日,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成立;1922年12月17日,《歌谣周刊》出刊。次年1月,决定扩大收集范围,除歌谣外,举凡神话传说、童话故事、风俗方言等均在广征博采之列,并出版了不少读物。1927年,歌谣研究会主要成员顾颉刚、容肇祖、董作宾、钟敬文等在广州中山大学成立民俗学会,“民俗学”这个名称才伴随着学术社团一起正式出台。1928年3月起,将前身为《民间文艺》的周刊改名为《民俗周刊》,先后由钟敬文、容肇祖、刘万章出任编辑,两年后出至110期暂时停刊;1933年3月复刊,至123期再度停刊。顾颉刚在《复刊词》中说:“因放宽范围,收集宗教风俗材料”,表示“要把几千年来埋没的民众艺术、民众信仰、民众习惯一层一层地发掘出来”,主旨在于“打破以圣贤为中心的历史,建设全民众的历史”。该刊后来于1936年复刊后改为季刊,至1943年出版了2卷8期。季刊更侧重民俗学和民族学、民族志方面,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克服种种困难和阻力,坚持发展中国民俗学和民间文学,在挖掘资料、理论建设、培养人才、扩大队伍等方面,贡献很大,对促进其他边缘学科的发展,建树颇多。此外,30年代初,杭州的中国民俗学会还编辑出版了《民俗学集镌》两辑,其中第一辑是《开展》月刊第10期、11期合刊的“民俗学专号”。以上社团及其出版物,曾引起国内外学者瞩目珍视。
  新中国成立后,民俗学的研究受到重视和扶植,开拓了蓬勃发展的灿烂前景。在多民族大团结的社会主义大家庭中,民俗学的研究越来越深入、细致,其内涵也越来越广博、丰富,硕果纷呈的大好局面,亦令人振奋鼓舞。王正伟同志的专著《回族民俗学概论》即将付梓,正是一项值得庆贺的成果。
  在祖国大家庭中,回回民族是一个独具特色的、逐渐形成的人类共同体。她,既非华夏古国土生土长的固有民族(如汉、苗、羌等族),又非纯粹移植赤县神州的外来民族(如朝鲜、俄罗斯等族),亦非毗邻边疆而接壤跨界的民族(如哈萨克、傣等族),而是凭借着伊斯兰文化的巨大凝聚力,将不同国度、不同语种的穆斯林凝聚一体,使外来成分与局部土著居民熔于一炉的民族,作为一个新生的共同体,在广袤万里的中华大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五十五个少数民族中人口居第三位的民族。她,拥有八百六十多万人,“先民”有千年以上的历史,形成人类共同体也有七百年左右。
  从回族形成的历史,不难看出,她不仅与国内的一些穆斯林民族,如内地的东乡、保安和撒拉,新疆地区的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塔吉克、乌孜别克和塔塔尔等兄弟民族,有息息相关的内在联系,而且跟阿拉伯世界、伊斯兰各国及各大洲的穆斯林群众,也有众所周知的共同之处。因此,要谈及回族民俗在各方面的种种表现,自然就会发现有许多特点,绝非我国的回回民族所独有,它们总是同上述国内外的穆斯林民族或伊斯兰教信奉者经纬交织,纵横交错。追本溯源,寻根究底,给人以同祖共宗之感。换句话说,回族的许多习俗礼仪,实质上分明有国际性色彩,多起源于伊斯兰文化的影响。这是一个方面。
  但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回回民族也有她自身的特色。由于她是在华夏古国汉文化占绝对优势的中华土地的土壤和气氛中逐渐形成、崛起、成熟的民族,她也不可避免地会汲取、融会不少所在环境的文化因素,例如姓名、服饰方面的“华化”,语言方面之放弃母语而以汉语为民族共同语等等,特别是她具有“大分散、小集中”的分布形势,遍及全国城乡,处于汉族和其他兄弟民族汪洋大海的长期包围之中,习俗礼仪自然也会相互渗透、影响,因而跟国内外其他穆斯林群体比较,不尽等同,只能说是大同小异,同中有异。
  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特点,就是回回民族的性格:既有坚定意识信念支配下维护固有传统的高度原则性,又有适应社会环境,权衡轻重得失的机动灵活性。正是这种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巧妙结合与运用得体,使她能够在复杂环境中自保、自存、自壮,始终保持自豪、自重、自卫的情感,融而不化,合而不流,沿袭和维护着独有的特色,不致被吞噬湮没,或自生自灭,得以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跟各兄弟民族一起,共同生产劳动,共同开发、建设与捍卫祖国的完整统一。
  因此,从民俗学角度研究回回民族,确实是意义重大的课题。本书的作者王正伟同志,自幼生活和成长于回族聚居区,深受回回习俗礼仪的熏陶,本身又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党政机关工作,耳儒目染,接触面很广,对回族民俗十分熟悉。近年来,又潜心于这方面的调查研究,起先是着手于回族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后来侧重致力于民俗学的探索,已在报刊上发表过几十篇有关的文章,又曾应邀赴土耳其参加国际学术讨论会,提交了回族民俗学的专题论文。在丰富积累、渐趋成熟的基础上,还专为《中华风俗大观》、《中国回族大辞典》撰写了大量文章和辞条,近期又与友人合编《回族风情录》和《古兰经概述》等专著,现在,又独自推出这本摆在读者面前的《回族民俗学概论》,堪称积多年心血的结晶和对全社会的奉献。
  正伟是含着对回回民族天然的亲切感情和治学者应有的严谨态度完成这个课题的。全书分门别类划定章节,思路清晰,脉络分明,重点突出。各章大体上都围绕三个方面阐述,即:(1)民俗的来源;(2)回族民俗的主要内容与表现;(3)回族民俗的特点。按这个线索结构下笔落墨,既有探本溯源、追踪觅根的总括,又有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细说,更有紧扣中心、捕捉特征的分析,在广征博引中点明回族民俗的起源、发展和演变,使读者看到回族民俗与世界穆斯林民俗大同的源流和小异的细微差别,从而看清人类文明、社会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作者颇具匠心,推敲细密。
  我拜读过正伟在报刊上发表的部分作品,但我跟他只能算“神交”,迄今尚无会面畅叙的机缘。不久以前,才接到他寄来《回族民俗学概论》一书的两章打印稿,约请我代为“炮制”一篇序言。对于民俗学,我完全是个门外汉,只不过是偶或粗枝大叶、泛泛浏览的普通读者,一向缺乏研究。妄加序跋,深感惶愧,因此一直犹豫、为难。有鉴于正伟诚心邀约,寄以希望,谢绝搁置,不免有摆臭架子之嫌;勉强许诺,又惟恐难得要领,不着边际。而正伟亦腼腆客气,不便启齿直接催督,只好迂回转托熟人致意,真是却之不恭,应之有虑。窘困之余,才硬着头皮,充当“滥竿充数”的南郭先生,恐难合拍入律。
  不过,倒也想趁此机会,于拖泥带水的饶舌絮叨中,再(口加罗)唆几句,主要是谈了解民俗、增进民族团结,相互尊重,消除误解、隔阂的重要性。
  具有悠久历史、高度文明的祖国,几千年来,一贯提倡和重视调查研究、采风问俗。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风、雅、颂”就是范例,特别是“国风”部分,就汇聚了周南、召南、邶、(庸加阝)、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幽十五国之风,“以考其俗尚之美恶,而知其政治之得失焉”,对采风问俗如此重视,给后人留下了这部辉煌的文化遗产。被列入“十三经”中的《礼记》(亦称《小戴记》或《小戴礼记》),其《曲礼·上篇》也从理论上强调:“入竟(境)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这不仅仅是礼节、礼貌的问题,而主要是人际、族际、国际之间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的准则规范,是维护安定团结的可靠保证或必要措施。
  令人遗憾的是,这些由来已久的传统规范并没有受到足够重视。例如研究民俗学,其重要目的之一,不正是为了正确地了解每个民族的习俗礼仪由来,给予尊重,从而达到增进团结、严防彼此伤害的主旨吗?摊开我国的历史,尤其是民族关系史,曾经发生的许多民族纠纷、冲突与对抗事件,固然包罗当时、当地的错综复杂的矛盾(例如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上层统治集团的矛盾等等),但有不少事件,其导火线正是对民族、民俗缺乏知识,不了解、不尊重,甚至歪曲、诬蔑,才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光就回回民族的历史而论,明、清亡朝之际,这一类惨痛的事件,难道还不足以吸取教训、引以鉴戒吗?
  新中国的建立,为各民族大团结创造了春光明媚的艳阳天,不利于民族团结的因素已不断得到正确处理。但由于对民俗礼仪愚昧无知,类似事件仍层出不穷,时有发生。几年前,影响极其恶劣、破坏性极大的《性风俗》一书的出笼,所激起的强烈反响,记忆犹新;与此前后发生的风波,也历历在目,总是大事不多,小事常有。直到最近,还发生《重庆日报》所发文章中对回族的严重歪曲、诽谤的事件。令人大惑不解的是,这一类事件的发生绝非在偏僻闭塞的小镇村庄,而是像诸如上海、重庆这样经济文化发达、视野开阔、信息灵通的大都市,发生于知识层次很高的部门:享有盛名的出版社,或肩负宣传使命的舆论中心,党政机关喉舌部门。执笔为文者是文化素养较高的知识分子,又有政策水平很高的编辑把关,居然会大开绿灯,使一篇篇低劣胡诌的、连起码常识也搞不清楚的东西泛滥成灾、贻患无穷;伤害民族感情,激起轩然大波,后果不堪设想。为促进并巩固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世界人民大团结,实现这两条建国之初早已提出的战斗纲领,不正应该加强学习,补上民俗学知识这一课吗?
  为此,我认为王正伟的《回族民俗学概论》,是一本较系统、全面,而且也是正面宣传的著作,是一本写作动机纯正,力图如实、准确地阐述回族习俗礼仪的好书。尽管可能还存在不足或薄弱环节,有待于再版时继续增订、补充,使之更准确,更全面,更完善,但总算是一项值得肯定的成果。愿与广大读者一道,珍视它,关心它。
林松
1993年4月25日急草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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